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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北京市集佳律師事務所 王斯沄

　　我國《商標法》于2013年首次確定了商標侵權的懲罰性賠償規則。在2019年《商標法》第六十三條中，懲罰性賠償的賠償區間被擴大到已確定賠償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懲罰性賠償的設立，意在加大對惡意侵權行為的遏制，這無疑給海內外的意在積極維權的商標權利人的維權打了一劑強心針。本文旨在利用具體案例，嘗試探討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在具體案件中的適用情況、適用條件，以及對未來希望主張商標懲罰性賠償的商標權人提供具體建議。

　　《商標法》第六十三條規定：“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賠償數額，按照權利人因被侵權所受到的實際損失確定；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可以按照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的利益確定；權利人的損失或者侵權人獲得的利益難以確定的，參照該商標許可使用費的倍數合理確定。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另外，新頒布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這些法律條款為商標侵權懲罰性賠償提供了法律基礎。

　　2021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為商標侵權案件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再次提供了指導方向。《解釋》中包含了主張懲罰性賠償的具體要件，即“被告故意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知識產權且情節嚴重”，并提供了可以認定侵權人“故意”和“情節嚴重”的幾種情形。

　　2024年4月2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召開北京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狀況新聞發布會，在這場發布會中，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懲罰性賠償的相關案件數據。2023年，北京法院共在26件侵害知識產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較2022年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量漲幅明顯。這無疑證明了我國知識產權侵權保護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數量在增長。然而對比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3年各類知識產權案件的結案數量68,855件，可以明顯看出懲罰性賠償在知識產權案件中的適用比例是較低的。主張懲罰性賠償的難點，可能在于對于“故意”和“情節嚴重”這兩個要件的證明之上。

　　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要件1—侵權人故意實施侵權行為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對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初步認定被告具有侵害知識產權的故意：“（一）被告經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通知、警告后，仍繼續實施侵權行為的；（二）被告或其法定代表人、管理人是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實際控制人的；（三）被告與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之間存在勞動、勞務、合作、許可、經銷、代理、代表等關系，且接觸過被侵害的知識產權的；（四）被告與原告或者利害關系人之間有業務往來或者為達成合同等進行過磋商，且接觸過被侵害的知識產權的；五）被告實施盜版、假冒注冊商標行為的；（六）其他可以認定為故意的情形。”

　　以上情形可以為證明侵權人的“故意”的概念理解和相關證據收集提供一些思路。首先，需要證明侵權人通過各類關系或場景事件，在先知曉被侵害的知識產權。其次，需要證明侵權人的主觀故意。《商標法》第六十四條第二款規定：“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因此，這種主觀上的故意，不在于證明侵權人主觀上想要生產和銷售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商品這一事實，而在于需要證明侵權人明知其銷售的商品上附有與他人注冊商標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標，足以導致相關公眾對商品的來源產生混淆，但依舊希望這種混淆能夠產生，希望能夠攀附他人商譽，從而謀取不正當利益。

　　從具體案件來看，北京高級人民法院4月25日頒布的商標侵權懲罰性典型案例的案情中就有符合上述“故意”要件的情形。該案為“全方位”摹仿“野格”啤酒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本案中，三個被告之一申請注冊與原告某德國知名酒類產品公司商標近似的商標并在相同商品上進行使用。被控侵權商品與原告公司產品外觀整體觀察相似度較高，且被控侵權商品存在與原告公司權利商品混合搭售。被告之一在其官方網站上進行了不實宣傳行為，宣傳自己是來自德國的著名酒品牌。原告公司多次發布維權聲明，也針對三被告發送了警告函，但三被告在收到原告警告函后，并未及時做出回復，仍繼續實施涉案侵權行為。最終一審法院認定被告已構成“以侵害知識產權為業”的情形。該案中能夠體現被告的“故意”的典型特點較多，比如使用高度近似的包裝、侵權產品和正品混合搭售，在官網中虛假宣傳其產品來源為和原告同一國家等等。

　　在巴洛克木業（中山）有限公司訴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太倉市城廂鎮門迪尼地板商行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被告的種種行為都較為典型，可以作為證明侵權人“故意”的參考。如被告在其生產的地板、宣傳冊、對外的廣告宣傳、公司門頭、公司網站上單獨或組合使用涉案標識，被告使用與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相同或相近似的包裝、品名、宣傳材料等。被告還以低于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的價格，私下向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的經銷商發貨，并將其經銷商門店與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的門店設于同一商場。此外，被告還曾因銷售被控侵權產品被多地工商行政部門予以行政處罰，亦有消費者因誤將被告的產品當做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產品購買后向行政部門舉報投訴的記錄。最終，被告浙江巴洛克公司被判決賠償原告巴洛克木業公司經濟損失1000萬元。

　　在平衡身體公司訴永康一戀運動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中，被告的行為被法院認定為重復侵權。在該案中，被訴侵權行為發生前，被告永康一戀公司就曾侵犯平衡身體公司的知識產權，經原告平衡身體公司發送警告函后，雙方簽訂了和解協議，其中被告明確承諾不再從事侵權活動。因此法院鑒于其重復侵權的情形，適用三倍懲罰性賠償標準，確定被告承擔300萬元的賠償責任。

　　從以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的案情中不難看出，懲罰性賠償的故意的認定，需要體現商標權利人從多個方面來證明侵權人在確定知曉自身行為系侵權行為的前提下，如包含權利人多次警告侵權人，侵權人先前被行政處罰過，或侵權人和權利人先前就侵權問題已經達成和解協議等事實，仍然故意做出侵權行為的相關事實。如侵權人僅是做出單一的侵權行為，則法院可能不會支持懲罰性賠償。

　　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要件2—情節嚴重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對于侵害知識產權情節嚴重的認定，人民法院應當綜合考慮侵權手段、次數，侵權行為的持續時間、地域范圍、規模、后果，侵權人在訴訟中的行為等因素。

　　《解釋》還列舉了七種可以被認定為是情節嚴重的情形：（一）因侵權被行政處罰或者法院裁判承擔責任后，再次實施相同或者類似侵權行為；（二）以侵害知識產權為業；（三）偽造、毀壞或者隱匿侵權證據；（四）拒不履行保全裁定；（五）侵權獲利或者權利人受損巨大；（六）侵權行為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人身健康；（七）其他可以認定為情節嚴重的情形。

　　筆者認為該要件和證明侵權人故意實施侵權行為的要件有一定重合性，但主要側重點在于通過某些特定事實來證明侵權人的行為具有加重情節，那么主觀故意甚至惡意則合情合理的成為加重情節情況之一。

　　在小米科技公司訴深圳小米公司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中，深圳中院作出的判賠金額高達人民幣3000萬元。在該案中，深圳中院向天貓公司調取了“小米數碼專營店”自2019年2月2日至2021年1月31日近三年的交易數據。數據顯示被告存在不正當競爭的182款商品銷售金額累計達1.54億，其中存在商標侵權行為的114款商品銷售金額達1.35億，且認定被告的毛利率為30.78%。同時，法院考慮了被告深圳小米的經營方式，例如購買大數據運營工具、維系客戶等，認定其進行的有效經營，酌情認定原告商標和字號對被告獲利的貢獻率分別為30%、20%。根據以上數據，深圳中院最終判決，被告深圳小米賠償原告共計約4700萬元，因數額超過原告訴訟主張，對原告小米科技3000萬元的訴訟請求予以全額支持。該案典型性在于法院對侵權銷售額和利潤率等事實進行了準確查明認定，且在確定商標對獲利貢獻時考慮了被告的有效經營。侵權銷售額和利潤率這些具體數據能夠證明被告的獲利巨大，從而成為主張情節嚴重的有利證據。

　　結語

　　根據以上案例分析可以明顯看出，商標侵權主張懲罰性賠償能否成功，主要還是需要提交充足證據來證明侵權人行為上的惡意程度、侵權獲利程度，以及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在商標侵權案件中，舉證難一直是權利人維權所遇到的一大問題。為了主張懲罰性賠償，權利人需要全方位收集侵權人行為的各類證據，包括與侵權人聯絡的各種證據，保全侵權人宣傳其產品的各種證據，以及通過法院或者其他方式調取和保全侵權人在第三方購物平臺上的銷售信息等。